鍾 Sir 日記（2026年9月8日）
香港第一任特首董建華先生今天逝世了，他已經89歲64日，而且已經因病沒有露面多年，算是得享天年了，總算是一種福氣。
我看到有香港人表示會懷念他，認為如果與現在的特區政府、特首及官員比較，他還不至於太差。這種感覺，我能夠理解，但我覺得這不是一個合理的態度，而且十分危險。必須切記，很多香港今天面對的破壞，都是由董建華時代開始打下基礎的。
有一些對「一國兩制、港人治港」的破壞，就算不是在他任內造成，但他其實也早就暴露出有着不光彩的企圖，只是當時香港主權剛移交，原有的制度仍然有高度的韌性及慣性，加上社會的氣氛制約了他，令他未能隨心所欲而已。
我覺他任內有很多施政及做法上的錯誤，都是引致後來種種問題的基礎；另一方面，他有一些意圖雖然未成功，但其實他的用意及出發點，與繼任的幾位特首根本就沒有多少分別。
作為一個歷史人物，大概也可以開始對他蓋棺定論。我覺得如果要細數他犯下的錯誤及對香港人造成的損害，粗略算帳，豈只是「七宗罪」，而是起碼超過十項以上。
如果要分門別類，我覺得最大的問題，是他沒有任何捍衛「一國兩制」及「港人治港」的意志。
「一國兩制，港人治港」是一個政治承諾，也是香港1997年7月主權移交之後制度安排的前提。目的就是要保障香港人的生活方式不變；除了國防及外交，香港內部事務由香港人自己來管。
對「一國兩制」的演繹，就是所謂「只是換支旗、其他維持不變」，香港繼續行與大陸不同的一套制度，中共不會在香港內政事務上插手。中共對此多番作出過承諾，中英雙方對此簽署了聯合聲明，為了保障這個承諾可以切實執行，所以又有《基本法》的諮詢及制定。
有了這些之後，便要用上「港人治港」，即是由香港人選出的代表，作為香港內部事務的最高領導人及負責人。理論上，要由香港人選出的代表來治港，這個人就是受到香港人的付托，要保證「一國兩制」得以貫徹。
董建華確實是香港人，但他在任內有做到捍衛「一國兩制」得以貫徹嗎？有致力保障香港原有制度不變嗎？又有致力維持香港人原有的生活方式嗎？
根據他後來的表現，足以說明他本來就不是一個能力很高的人。他自己的家族生意也差點弄到無以為繼。他在殖民地時代，只在後回歸過渡期被安排成為了行政局的成員。除此之外，他完全沒有管治一個金融中心及國際城市的經驗，他也沒有深入參與過香港各種政策事務的工作。
如果他明白到自己的局限，又能保持一點點謙卑，不以為自己有能力「強勢領導」，又秉持以代表香港人作立足點，他犯下的很多施政錯誤便不會發生，就算發生也不至於會太嚴重。例如在處理禽流感及沙士時出現的混亂，例如在應對亞洲金融風暴時的捉襟見肘，又例如在引起爭議的「八萬五」房屋政策上會搞到先是堅持拒絕作適時的應對，後來就變成了突如其來的改變。
這些早年施政上的失誤，加上在施政報告那些假大空，盡顯其眼高手低。例如說要把香港發展成為很多個現在都未有實現到的「乜港物港」；又或者閙出過的種種笑話，例如在「五四運動」80周年的時候，公開演說謂「五四精神就是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這些都只能說是暴露了他的文化練力有限，也可以算是證明了他個人的能力不足及「愚而自任」。相對其他重大的錯誤，這些都可以當作不致構成致命影響的失誤，責任上也不盡然是他個人，高層官員也有責任。
這些失誤及構成的笑話，可能也可以歸咎於香港社會及董建華個人的運氣不太好，一上任就遇到一些突如其來的衝擊。
如果只是這些，我覺得對董建華的歷史評價也不至於會太差，始終一國兩制是新生事物，始終香港的主權移交就是充滿疑慮、不信任、不確定性、及凶險的。所以上述講的，我認為都不至於構成對董建華作結論性評價的主要元素。
我個人覺得，他最大的問題是沒有捍衛「一國兩制」的意志，甚至一再主動破壞「一國兩制」。這是在港人治港原則下，作為特首的「責任有虧」，也辜負了香港人在當時「冇得揀」的小圈子選舉下，仍然對他能夠成為特首保留盼望，也疑中留情。從這角度看，董建華確實是辜負了香港人。
他一上任就要開香港歷史的倒車，恢復區議會的委任制度，我覺得已經顯示了他沒有以代表香港人捍衛一國兩制作他的出發點。既然《基本法》附件都承諾了香港的政治制度會「循步漸進，邁向普選」，北京似乎也沒有在主權移交前說過要在區議會開倒車，董建華的做法，就是主動破壞香港既有制度了。
董建華也在恢復區議會委任制的基礎上，作為他矮化立法會的資本。他似乎對現代世界普及推行的「代議民主」制度沒有多少觀念，或者根本不尊重。所以他才會認為立法會議員之間的唇槍舌劍，就是「吵吵鬧鬧，拖延時間」。由於這種缺乏觀念，於是就造成對制度缺乏尊重。他經常透過動員扭曲了的區議會去支持他的施政觀念，他利用十八區區議會主席的背書來反壓立法會。這些做法完全破壞了制度設計背後的倫理。
廢除三級議會中層的兩個市政局，也打斷了香港議會制度的階梯，破壞了地區自治空間，更令香港社會失去了培養政治人才的其中一個主要平台。客觀上，沒有了兩個市政局作為處理市政事務的中級實權議會，加上以恢復委任制扭曲了區議會已經形成了的制度精神，破壞了區議會作為初級或者基層民意機關的作用，結果必然就是造成立法會內更加走向壁壘分明。矛盾之處是他竟然又會認為這種壁壘分明就是「吵吵鬧鬧，拖延時間」，要千方百計盡量繞過立法會。
這幾件事加起來，不就是破壞香港既有的制度嗎？「港人治港」不是要求代表香港人的特首捍衛香港原有的生活方式及原有的制度嗎？
除了開歷史倒車及破壞既有機制之外，董建華還主動為建制人士在殖民地時代犯下的歷史罪行翻案。向工聯會頭頭楊光頒授大紫荊勳章，客觀效果是獎勵邪惡。楊光曾經在「六七暴動」時鼓勵暴力，當年的工聯會涉及多宗引致警察及平民死傷的事件，那些都是清楚不過的刑事罪行。「左仔」當年投放了八千多枚真假炸彈，造成無辜傷亡，例如北角的小姊弟，工聯會也顯然與林彬之被殺害有關。這些都是主謀呼之欲出，但仍然沉冤未雪的無頭公案，涉及這種事的人竟然可以獲得政府頒授勳章，可以說是顛倒是非，獎勵邪惡。這是對香港社會原本已經形成了的文明元素的嚴重破壞。
除此以外，他透過他的家臣路長安意圖對香港大學的「民意研究計劃」進行干預，雖然事件被揭發，然後以公開調查及聆訊的方式得出結論，令香港大學校長鄭耀宗不得不辭職，但董建華不惜破壞學術自由的意圖已經完全暴露。往後的日子，在香港政治環境的惡化，很多大學的管治高層在有了干預民意研究計劃的提示下，便開始逐步自我審查、自我約束。到了2019年之後，香港的學術自由可以說是全線崩潰。當年董建華雖然只是開了個不成功的頭，但卻帶動了最終使他的願望成真的動力。
董建華意圖對香港原有制度進行破壞的另一個最有象徵性事件，是他曾經意圖強行通過《基本法》23條的立法草案。那草案在很多方面與香港原有的《人權法》及《基本法》的規定有抵觸。結果引致2003年50萬人上街抗議的事件。但董建華當時仍然以為只要立法會夠票，就可以強行通過。這種執意，充分顯示董建華根本不尊重香港人的生活方式及社會價值。最後法案收回，也絕對不是因為他對民意尊重，只是在自由黨變節的情況下，他不得不自行知難而退而已。
他對新聞自由、表達自由、言論自由、集會自由的不尊重，可以說是貫徹始終的。他不但不會捍衛港人治港，不會保衛香港人的價值及生活方式，反而是只要有機會，他就會作出破壞。他早就顯露了要破壞香港電台編輯自主的意圖，對一些來自極左的不合理批評，他沒有開聲說項及捍衛港台的編輯自主，只是說「港台問題要慢慢嚟」！另一方面，他曾經不只一次向支聯會的主席司徒華提出，要求停止悼念六四。
他在任內對香港的制度、對《基本法》的切實執行、對承諾了的「一國兩制」作出過的最嚴重破壞，是主動尋求「人大釋法」。「人大釋法」固然是在《基本法》中界定了的其中一個憲政秩序，但《基本法》沒有條文授權特首可以在終審法院已經作出最終裁決之後，由特首主動尋求人大釋法。1999年的時候，只因為董建華個人不接受終審法院對居港權的裁決，他在沒有法理依據的情況下，主動向人大常委提請釋法，人大常委也順水推舟。從此，保障香港法治的堤壩就出現了一個缺口，往後多番所謂「人大釋法」，就變成習非成是了；《基本法》也從此失去了作為香港一國兩制小憲法的嚴肅性。「一國兩制，港人治港」演變成今日的扭曲變形局面，不能不說就是從那一次董建華主動提請釋法開始的。
除此之外，董建華還埋下了很多對香港原有制度作出破壞的伏筆。例如摧毁香港文官制度的中立性，設立了一個從來沒有正式向問責官員問過責的所謂「高官問責制」；又例如在數碼港發展問題上，竟然放棄了招標而選擇私相授受。
董建華在腳痛辭職下台之後，有一次接受電視台的訪問時，被問到最希望香港人記得他什麼？當時他回答「最希望香港人記得他對香港教育改革的貢獻」。
在他曾經意圖作出過的各種改變中，我個人覺得最有說服力的，也是教育改革。教育改革開始的時候，確實出現過一些陣痛及教育隊伍的不滿及反彈，例如過於嚴格的語文基準試；也有一些混亂及倒退，例如強行推行中文成為主要教育語言，例如中小學的所謂接龍。這些混亂及無法貫徹的做法，都在他任内及離任之後一段時間內逐一被放棄。
另一方面，他提出要把學制改成中學3+3，與世界主流教育制度接軌；減少公開試；在課程設計中「拆牆鬆綁」，打破課程之間不合時宜的界線；要推行培養學生獨立思考及批判思維能力的通識科課程；要鼓勵學生懂得Think Outside the box，…這些其實都可以算是他任內少有的德政。
但吊詭的是，他對香港現時種種制度破壞埋下的伏線，到頭來卻令他意圖在港人心目中留下記憶的教改功績也不得不受到破壞。當「一國兩制，港人治港」被國家安全偽命題摧殘殆盡之後，他原本以為可以讓他引以為傲的拆牆鬆綁、培養學生獨立思考及批判思維能力等等，全部都不得不在當下「新香港」的「非一國兩制、偽港人治港」秩序下被取消。
我覺得上天對董先生還算是厚愛的。他在2021年之後便因為健康理由而消失於公眾視線，他因而無需為過去幾年他有份造成的破壞向公眾作出解說，他也避過了被問及對他自以為可以讓香港人懷念的教改功績最終被大幅度抹去有什麼感想。
如果要我為董先生作為特首蓋棺定論，我會不客氣地說他以七年時間向香港人證明他是一個墨水有限、視野狹窄、能力不足、自以為是、處事頗窩囊，水平難孚眾望的政治領袖。或者他根本從來沒有過擔當一個真正領袖的空間。有人說，他面對的掣肘很多。這一個說法我也不會爭議，但我仍然認為，他以為可以成為「強勢領導」的那種「愚而自任」，確實令他沒有捍衛「一國兩制，港人治港」，辜負了香港人，也辜負了香港社會。他還用盡了他作為兒皇帝的有限空間，對香港人原有的生活方式造成了多方面難以挽回的破壞。
作為第一任香港特首，董建華最大的不幸，是連唯一一項他期望可以、實際上也可能可以讓香港人懷記的施政功績，最終都不得不被一併破壞。而他最幸運之處，是他造成的破壞雖然那麼深刻及帶有導引性，造成的損害也絕對不會比梁振英、林鄭月娥及李家超造成的損害低，但他作為先行者，還不至於要做到如後來幾位特首那麼不顧賣相，算是無需醜惡盡顯，說不定還可以在後來幾位的惡形惡相襯托下，繼續在部份香港人心目中保留住他那個忠厚長者的虛假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