鍾Sir日記(2026年9月14日)

昨晚的日記,講了一些以前小學及中學時的校園往事,原因是近日看到了一些新聞消息,知道了一些現時香港某些校長及老師的不恰當言行,因而勾起了聯想。我不是要刻意比較此時與往日,也不是要評論那一個階段的情況比較好或壞,我知道有問題的老師幾時都會有,正如有朋友在昨天日記下邊留言說:
「其實無心無能又缺德嘅老師,一直存在,唔同年代都有,我自己遇過,我嘅姨甥仔姨甥女都遇過,老師一啲隨意嘅舉動,對年幼學童可以造成好大嘅傷害,有些更加係一世嘅陰影。」
這確是事實。但隨着幾十年來的發展與轉變,社會的觀念也在更新,教師的專業水平也提升了,專業監管也應該更嚴格了,以前那些問題應該越來越得到改善才是。問題是為何近期多了這些新聞?我相信不為人知的荒謬事件可能還有更多。所以昨天提的那個問題仍然有意義:「香港的教育制度容許這種所謂老師誤人子弟到幾時?」
昨天的日記,令我回想起很多以前的記憶,今日何妨繼續講下去,好為一些事及感受留下記錄。
先講講我自己如何入讀了那間學校。先得說明,我在哪裏上學超過10年,由小一去到中五畢業,對那個地方是很有感情的。我是很念舊的人。孩子及少年時代在哪裏經歷過的很多事,認識過很多朋友,有些到現在仍然有聯絡,有些已經是接近60年的友誼了,都是美妙的聯繫,也有過很多很甜美及有趣的回憶。
我兩歲就入住了彩虹邨,四歲多上幼稚園,是在啟德大廈的美江幼稚園。當時要從紫微樓行過對面馬路,然後踏過未有坪石邨之前的那些山寨廠、廢鐵場及菜地,過了那個三山國王廟再行前一些,啟德大廈(應該是第二座吧)2樓就是那幼稚園了。到準備升小一的時候,幼稚園的校長跟我媽媽說,認為我適合往一間英文小學讀書,於是寫了封介紹信,說可以無需考試直接獲得錄取。陳校長對那間學校評價很好,又說將來可以免考「升中試」,便可以直接升上該校的中學。
我是長子,媽媽讀書不多,希望我有好的教育,那個時候又沒有免費教育,媽媽也不知就裏,結果就就聽信了那番推介,把我送進了在九龍塘牛津道的那間私立學校。我的三個弟妹,之後都是就讀村內的津貼小學,他們都先後適逢六年及九年免費教育,我就一直需要交學費,直到完成中學階段。
我到了中二左右,開始意識到那不是一間理想的學校。那一年在斧山道新建了一所中學(培敦中學)招生,於是我就自作主張,報名投考。筆試過關之後,收到面試通知,我才告訴媽媽。面試的時候,校方要我提供升中試的成績證明,我確實沒有考過升中試,是在原校從小六直升中一的,結果就沒有被錄取。升小一時行出了那一步,似乎注定我要在那裏讀完中學。
但正如昨天的日記所說,長期在這所讀書風氣一般的學校受熏染,最大的好處是沒有什麼壓力。功課自然要交,考試也要過關才能升班,但這些基本動作難不到人的。
昨天提到很多很有問題的老師,但也有一些對學生很不錯,讓我們感受到關懷的老師。如果不講交功課及考試,我覺得不同科目的內容,有很多都是很有趣的。我與我的弟妹及隔籬左右的小朋友比較,我學校有一些他們沒有的學科,例如小學一年級開始,就已經有中國歷史科,其實只是聽老師講故仔,我經常都聽得津津有味,有些課文我到現在仍然記得,可以完整地念出來;小學四年級,就有英文的 Geography,初步認識了地球,認識了世界上一些地方的基本情況;小學時,每週有一節安排全班去到學校內的電影室,觀賞一些16mm的英語紀錄片,據說很多都是從當時的美國圖書館借過來的。那個年代,家中連電視都未必有,這些獨特的課堂,對我來說是很有啟發性的。
昨天提到的幾位老師,有些是小學階段的,有些是中學階段的,都是令我難以忘記的人,另外還有好幾位仍然印象深刻。昨天提到那個用黑社會口吻恐嚇學生的吳Sir,他的太太Miss Chan也是在那校任教,我們叫她做巫婆。她與我們沒有什麼師生緣,教學效果及態度都不好,又試過在她自己的課堂找來他的老公吳Sir,恐嚇我們要尊重Miss Chan,否則就會有後果!
小學高年班的時候,有另一位姓葉的老師,我們叫他肥婆葉,她也是個極品。據她自己說,當時在廣播電台主持足球轉播節目的評述員大聲葉(葉觀楫)是她的親戚,她經常拿這個來炫耀。她罵學生可兇了,「死仔」、「仆街仔」、「趁地淋」、「唔死都冇用」這些言語侮辱,經常都會在她的課堂出現。
另外有一個在校內地位似乎頗高的老師,我們叫他矮仔李。他光頭、身短、人很兇,經常拿着一把長長的木間尺,隨時準備打學生。他有一個人人都知道的習慣,每天早上響鐘集隊之後,就會分班排隊經樓梯上去樓上的各間課室上課。這個時候他就會站在樓梯旁邊,表面上是監察學生排隊的秩序,但他就經常舉起頭向上望,我們都知道他是昅嘢。
昨天提到的,中學階段的中文老師李燕,他經常被同學提出一些古靈精怪的問題,有些是存心留難他,例如引誘他講出一些古怪的粵音。他知道之後,經常會祭出他的口頭禪作回應:「無心向學,自毁前途」。每次講完之後,他就會很不屑地轉身離開。他的表情似乎是要向我們表示一種恨鐵不成鋼的痛心。可惜當時沒有幾多人欣賞。
還有一位高中時教Biology的老師 Tsang Sir,他算是很認真,很用心去教,據說是從加拿大留學回來的,當時已經是40多歲。他經常擺出一副鬱鬱不得志的表情,也會發牢騷,表達對這個世界及社會的絕望。他對我倒是很不錯的,令我也特別用心去讀他教的那一科。我離校之後,他是唯一與我保持偶然接觸的老師。後來他邀請我去探訪他,地址是佐敦道一棟商業大廈某個樓層,原來是一個針灸醫館,他另一份工作,是一個自己開醫館執業的針灸醫師。那個時候,他就顯得對這個世界更悲觀、更絕望了。我入大學之後,就再沒有聯絡了。很多年之後,我聽人說他原來晚年回到加拿大,成為了一個道士或者道長。
另外一位姓吳的老師,應該是初中某一科的老師,也是十分悲觀,經常講到世界末日,而且說末日很快就會到。對於少年的我們來說,他說的實在太不可想像了。當時我們都知道就算有怪獸出現,超人都會出來拯救地球,所以大家都不大理會他。
有一次,應該是暑假期間,有人敲我家的門,打開大門之後,竟然見到站在鐵閘外的就是那位吳老師,嚇得我呀!不是我做錯了什麼吧?竟然踩上我屋企!原來他那一次是代表「耶和華見證人」在屋村內傳教。他是老師,唯有開門讓他進來,他就對住我媽媽講了一大堆我不明白的東西,然後留下兩本標題《儆醒》、《守望台》的書刊就走了。直到我中五畢業離校,他說很快就到的世界末日仍然未到。
在那裏渡過了十多年,有很多經常懷記於腦海的快樂記憶,就算當時不快樂的經歷,回想時也會覺得有趣,畢竟是已經經歷過了,已經過去了。
除了校舍,最難忘就是旁邊的牛津道運動場,那裏留下了我們大量腳毛及鮮血。我們約定每天早上7:00就回到去,先在球場與同學仔踢波;放學之後,再踢多一場波才返屋企。有時就連假日都會回去踢波,偶然也會取得九龍仔公園的草地足球場的場紙。
那個球場不是我們學校的,很多間附近學校的學生都會共用,偶然都會有校際衝突。有一段時間,竟然每天會停一至兩部我們所謂的警察衝鋒車在球場旁邊。因為我們的校舍最接近牛津道運動場,大家就會以為警車是停在我們學校門口準備招呼我們了。有人因此會說,「你哋班模記仔有幾曳可想而知啦」。我當時覺得好冤枉,我們都只是奉公守法的頑童。
無論如何,很多快樂的時光都是在牛津道運動場渡過的。運動場旁邊有一條呈曲尺形的行人徑,連接牛津道及喇沙利道,就在球場及我們校舍之間的那段路上,有一間小小的棚屋,有點像現在在英國見到的 Garden Shed,售賣汽水小食,還有即叫即做的三文治,因此棚屋前面還擺了兩張摺檯及幾張摺凳。我們叫它做龍門客棧。因為路經的都是附近學校的學生,又在我們校舍旁邊,我們是主要的主顧。踢完波之後,如果有錢,就會與同學坐下來飲汽水吹水。龍門客棧的老闆娘有時也會教我們做人要有禮貌之類,也會勸戒我們,「咁細個唔好成日講粗口啦」。
除了那個地方,那些老師之外,最重要、最深刻的當然就是那十多年認識的同學仔了。就如昨天所說,雖然讀書氣氛麻麻,公開試成績也很差,但絕大部份同學都沒有變壞,長大後過着正常的生活,都各自有精彩或平凡的人生。我曾經見過一位同學會考的成績單,由頭到尾8科全部擔梯(Grade H),但他後來仍然過得很好。
我們的經歷,證明公開試的成績不足以決定我們未來怎樣。正如昨天說,有同學成為成功的商人發了達;有同學走遍世界各地去傳教;有不少成為了專業人士;有人成為了工程師,新機場第三條跑道都有佢份;有人做了包青天的展昭。曾經做過 Head Prefect 的同班同學,當年執勤的時候一面嚴肅,一絲不苟,個個都冇面俾,人人都說他遺傳了他老竇的差人性格,但私底下他卻是個十分有趣的人。幾十年後他獲冊封為天主教神父,我們有一些同學都有出席那個典禮。當然,轉眼幾十年了,有小一開始已經同班的同學去年在美國過身了,想起仍然很難過。
至於那些老師,無論點都好,如果仍然健在,應該都很年老了,祝願他們身體健康。
我仍在香港的時候,有時都會經過那裏,或者會刻意走遠一點兜過那邊看看。如果有舊同學從海外回來探親,有時都會一同回去那校園附近看看。校舍仍在,但學校很多年前(1991年)已經結業了,然後變成了啟思小學及其附屬幼稚園,但校舍似乎還是老樣子,很多記憶仍然鮮活。
回到那裏,或想到那個已經今非昔比、人去樓空、連學校名字都變了的所謂「母校」,我明白到自己懷念的不是那個地方,而是遠去的童年。童年不一定每刻都快樂,但總是無憂無慮,總是鋪出了一段段今天的我成長的由來之路。
無論是什麼性質的學校,無論我們自己有什麼感想,無論我們如何評價那段歲月,與那個校舍緊密相連的那個年代,香港仍然算是有個正常的世道。可能這才是決定我們能否成為一個個正常人的更關鍵因素。
當年,在一個正常的世界,曾經有過一間或一些不太正常的學校,有過一些不太正常的老師,但最終,我們所有同學絕大部份都能夠正正常常地做人。
今天,在一個變得越來越不正常的社會,有幾多間學校可以保持正常?近期新聞報道的那些言行出位的老師及校長可能只是少數,但在如此世道,還有幾多老師可以秉持事實及常識,以正常的道理,本着良知與是非黑白,為學生解惑授業?就算我不相信世界末日,我對此都越來越不敢樂觀。
昨天日記及上面也重提到的那個問題「香港的教育制度容許這種所謂老師誤人子弟到幾時」之外,我確實多了另一個問題:「香港的學校及老師要到幾時才會從權勢奪回專業自主的空間,可以選擇不去誤人子弟?」
撫今追昔,這些疑問,這些憂慮,近期確實經常縈繞在我的腦海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