鍾 Sir 日記（2026年9月13日）
少不更事及少年不羈的時代，總會受過老師的責難，有些還很記得。
我以前中小學都是在九龍塘同一間學校就讀。那是一所以牟利為目標的私營教育機構，即所謂私校。當年對老師的資歷規管沒有現在那麼嚴謹，私校的情況就更是冇王管了。後來我才知道，當年我的很多老師根本沒有受過師範教育或任何師資訓練，薪酬可以被壓到很低，但總算還是一份有體面的職業。限於他們的背景與資歷，看來他們也是沒有其他更好的出路。從學校作為僱主的角度看，「俾咁嘅人工」當然就不能對質量期望太高了。不幸是學生，雖然偶然也會遇上一些有心的老師，但令我們從另一個角度感到特別印象深刻的老師確實是太多了。
那間學校直到會考班，校內的讀書氣氛都不特別好。有一些勤力認真的同學，但大部份同學都在那種氣氛的熏染下得過且過，沒有太強烈要考好公開試的動力。在這類學校讀書，沒有很大的考試壓力，對於貪玩的小孩子及少年人來說，這種學校可以是一個樂園。認真教學，要求高的老師也實在不多。校園因而有時會仿如一個在進行困獸鬥的競技場。
很多同學，包括我自己，都貪玩、搗蛋、甚至頑劣，因此難免經常會被責罰，或者經常被老師責難。有些老師只是為了「管」，少數老師也希望能夠真的「教」。以「管」為目標的老師，在學子權利不彰的那個世代，會對我們千般折磨，有一些我還記得。罰坐無影凳、含粉筆、扮狗雙膝雙手蹲在地上、班房門外罰企，或者上課時傾偈會突然間被一個粉刷兜口兜面掟過來，……，這些都是小事，而且經常發生。
有一個Miss，每天帶備小紅鐵盒裝的虎標萬金油進入課室，如果有同學上課不專心或談話被她看見，同學會被即時召到老師講桌旁。「擘大口」，她呼喝着，然後以牙籤挑出來的一啖萬金油就會送入同學的嘴裏，如果份量比較多，會辣到眼淚直標。
另外一位Miss，有一種很獨特的方法去鍛練我們的記性。忘記交功課的同學，會全部叫到講台前排開，然後逐個用橡筋圈套上耳朵，那個Miss 把橡筋圈拉盡之後才突然放手，痛感即時會從脆弱的外耳傳入感知神經。相信我，當時就算是最堅強的同學仔，遇上橡筋彈耳仔這種刑罰，不哭出來也會痛到面容扭曲。而那位 Miss 就若無其事，繼續向第二、第三位同學施刑。有一段時期，差不多每星期都有這樣的公開行刑。
還有一個阿Sir，我最記得他了，他經常以黑社會的口吻威嚇我們。「死𡃁仔，你咁串，你老頂係邊個？」當時是70年代初，麗的電視還未推出《十大奇案》電視劇，我對那些黑社會的術語所知不多。於是我反問：「吳sir，咩叫老頂？」聽到此言，他即時飛撲到我座位前面，伸出手來從胸口處抽起我的校服，把我抽離座位，然後他高大的身軀會輕微俯下，用鼻子貼着我的額頭大聲喝罵：「老頂你都唔識，你憑咩咁串？」跟着發生的事，我都記不清楚了，可能是因為恐慌，引致要把記憶壓抑的心理後遺症。
當然，也有一些關心我們，盡力想把我們教好的老師，有一些我仍然記得。除了那些向我們循循善誘，經常好聲好氣勸導的之外，我對一位教中文的老師特別有印象。他是一個連廣東話都講不純正的所謂外江佬，還記得他的名字叫李燕，幾年之前還在校友搞的Facebook群組內見到他的相片。當我們是初中的時候，他從外貌看來大概已經有50歲了吧。如果今天他還在，應該已經是超級人瑞了。
特別記得他，是因為當年有同學經常整蠱他，我們也樂見他被整蠱。他廣東話都講唔正，教學也不得其法，提不起我們本來就沒有幾多的學習興趣。加上經常在口音上閙笑話，同學們都喜歡拿他來取樂。因此，他有時罵人都幾兇的，課堂以外也很少跟我們有互動。
那年應該是中三或中四，有一天中文課堂完結鐘聲響起，他收拾好準備離開班房之前，突然很嚴肅、也帶點怒氣地向着全班說：「鍾劍華，你放學之後唔好走住，嚟教員室搵我。」我當時心裏冷了一截，放學之後要去教員室一般不會是好事，隨時被老師們扣留。我自問沒有參與過跟他過不去的事端，當時確實有點恐慌及憂慮。
放學之後去到教員室，他已經在他的座位坐着，我走到教員桌前，恭恭敬敬地立正，「李sir，有咩事？」他施施然拉開桌子的櫃桶，原來我的中文作文簿就在置頂處。他拿出來之後，大力摔在枱面，「你知唔知你啲中文功課，特別是中文作文好有問題？」
吓，「好有問題？」我一向對中國語文科，特別是作文較有信心，成績也算是不錯，突然間變成「好有問題」？我有點摸不着頭腦。然後他打開那本作文簿，在最近幾篇作文功課中，他用紅筆圈起了很多個字，之前沒有的，然後問我：「你睇吓你寫咗啲咩嘢？」我拿起匆匆地看了一遍，我看不到有什麼問題，被圈着的顯然也不是錯字，我唯有說「唔知道」！李燕老師顯得有點勞氣，但顯然不是要向我發怒，但也用上較重的語氣跟我說：「你自己竟然不知？你睇吓呢幾篇只係每篇100字嘅文章，你寫咗幾多個簡體字？」
當年在班中，我算是比較喜歡課外閱讀的，小學時代已經大量閱讀，除了每天讀報紙，那時每周還讀《香港青年周報》、《中國學生周報》之類的東西，還經常去九龍城或土瓜灣譚公道的中南書店打書釘，讀物當中有很多都是大陸的出版物；自己買的課外書，也是大陸書多，因為比較便宜。不知不覺，我的書寫中根本就沒有繁簡的界線，很多字不知不覺就寫了簡體字出來。
李燕老師跟着說：「你過多一年多就要考會考，如果到時改卷的是個國民黨，你文章作得更好都冇用！」然後就問了我一些問題，應該是想了解我是否來自左派家庭。最後他對我告誡了一番：不要再去讀那些簡體字的讀物，以後不要再去中南書局買或者讀大陸書，課外書要識得揀之類。最後他加了一句，大意是「唔好咁蠢，自己盅個頭埋去俾共產黨洗你個腦」。然後把作文簿交回給我，要我把最後那五篇文章謄寫一次，還要把所有簡體字改回繁體字。
總算唔係要記過，也不是留堂。但中學會考的中文科真的會因為寫了簡體字而被扣分嗎？我從來沒有想過這個問題，也因為已經早就習慣，沒有繁簡的界線，根本不警覺這會是問題。為了避免以後又要無端端被留下、被責難，加上也確實多了一個憂慮，擔心寫簡體字會被扣分，還有一個即時要處理的問題，就是要謄寫那五篇作文，我知道有些事要做。
他圈起的那些字，我大致都能想到繁體字怎樣寫。但為了慎重，不再出錯起見，我當天就沒有理會李老師的勸告。離開教員室出了校門之後，我就逕自去到九龍城獅子石道的中南書局，買了一本薄薄的「中文繁簡對照手冊」，順便又打了一陣子書釘。當然，即時違反了他的勸告，又去中南書局這件事，一直都沒有讓李燕老師知道。
雖然那間學校的讀書風氣不強，公開試的成績也不好，校風也經常被批評，部份老師們的質素及教學表現也令人不忍卒睹，但與我同屆的同學，有部份甚至是小學一年級已經同班，一直到中學畢業都總算是冇穿冇爛，無人被拉入雜差房。除了少數幾人後來往海外升學，最後能夠入讀本地大學的當時也好像只得我一人。很多人都是投身社會，或者去學習其他專門技能。
雖然如此，幾十年後回望，我們大部份同學在那個嘻嘻哈哈，不太在意，甚至可能被學校風氣塑造下，到頭來都過着正常的人生。有同學後來發了達，有人成了名，有人做了明星，有人做了專業人士，大部份人都能夠安安份份，過着安穩的生活。就我所知，只得一人最終加入了黑社會。
至於那些老師，我們大部份都頭也不回，畢業之後沒有再聯絡了，也從來未聽過有同學會回去探以前的老師。
我大學一年級升二年級的那個暑假，為了儲錢去大陸旅遊，1981年4月下旬香港中文大學剛放暑假，我便找到一份短期的代課老師工作，要即時上班。聘請我的，竟然就是以前我讀完中小學的那間學校。我是正正式式應徵而獲取錄的，沒有走後門。我中學畢業之後，只在短期間內跟一位與學校很疏離的老師保持過接觸，所以也沒有以前的老師為我作推介。
我開工之後才知道，那一個學年總共有四位比較年輕的老師在四月中之後離職，所以才要找人代課到七月中的學期尾。變成了我當時的同事的我以前的老師告訴我，原來四月中離職的那幾個人，都是要以自修生的資格重考中學會考。
那接近三個月，是另一個有趣的人生經歷。當時李燕老師還在，他似乎還認得我這個幾年前因為寫得太多簡體字而被他責難過的舊生。他顯然是一個不懂得與人交往，也不與其他同事交往的人，於是也沒有什麼溝通。
現在回想起來，我當時應該親自去給他一個遲來的感謝，不是因為我認為他的擔憂及警告是事實，是因為我已經明白他那個責難背後的好意，我實在是應該要懂得感恩及表達謝意的，但我在差不多三個月時間都沒有把握機會，今天回想，確實是人生中的一個小遺憾。
特別是因為我看到，有些我當時的同事，即以前的老師，仍然是那麼不負責任，李燕老師總算是為我着想過。有一位以前只是教過一科的老師當時仍然在職，有一次，小息時有學生來找她，似乎是學科中遇上一些疑難。那位老師竟然就在教員室門前痛罵了那兩個學生一頓：「你哋知唔知小息係老師嘅休息時間，你隨時話嚟就嚟，我一定要答你㗎？使唔使幫你補埋習？」那兩個好學的學生，就這樣被轟走了，以後他們可能都不會再在小息找老師解答學習疑難了，或者以後都不會再向老師提問了。
多年前當我還是小學生的時候，曾經抓着我的校服從胸口把我揪起，問我「你老頂係邊個」的那個所謂老師也仍然在，他已經是校內的老臣子了，當然會繼續恐嚇其他學生。我當時有個疑問：「香港的教育制度容許這種所謂老師誤人子弟到幾時？」
回想到這些，因為近日這個疑問又重新湧上心頭，只緣近期連番讀到一些與校長及老師相關的新聞。
早前有帶學生往新加坡參加交流團的校長，除了不守當地交通規則，還要在學生面前以粗口辱罵當地的女性保安人員。後來還有很多對這位校長的品格及私人生活充滿負評的新聞。他被辦學團體以行為不恰當開除之後，現在還要以被不公平解僱作理由去索取賠償！
另一宗是一個在中國大陸從事教師工作的人，竟然在香港迪士尼樂園做了神偷，在九間店舖足足偷了75件商品。
兩個月前曾經有另一宗頗離譜的事。一間中學的校長在開學禮時，當著全體學生及老師公開講鹹濕笑話；他後來更被校內教職員實名指控，指他私下帶高中女學生往酒吧之類的場所；他又曾經公開對學生說：「如果讀唔到書嘅女仔就要去做雞（妓女）」
近日就有另一宗，涉及一位助理副校長，他竟然公開質問女學生「穿黑色內衣是否想勾引男同學及男老師？」
我在思量，這一類教育工作者的言論，與當年一個老師揪住一個小學生的胸口問他「你老頂係邊個」比較的話，誰更嚴重一些？
以前那些令我印象深刻的所謂老師，也是會薪火相傳的嗎？究竟香港的教育制度出了什麼問題，香港社會又有什麼問題，為何近來這類新聞竟然會接連出現？究竟是香港時光倒流50年？還是因為香港正要開創一段新的歲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