鍾Sir日記（2026年10月14日）
今日香港舉行了一個孫中山誕生160周年座談會，出席的特首李家超還發表了一番談話，大談孫中山與香港的淵源，又高度讚揚他為國為民，然後就借用孫中山來販賣中共及特區政府那一套愛國主義及民族主義觀念。
孫中山在呼籲革命，為革命四出奔走宣傳及籌募經費，傳播共和民主理念，及在武昌起義後回國組織當時的民國臨時政府，當然有其歷史功績，絕對值得肯定。但如果權勢集團因為現實政治需要，刻意歪曲歷史事實，把孫中山臉譜化、圖騰化，我覺得這除了不是一個實事求是的態度之外，也是十分不負責任。
就算對歷史事實的判斷及評價有爭議，但對事實的尊重是認識歷史的起點。如果甚至把一個歷史人物圖騰化及偶像化，從而配合權勢需要的歷史及政治敘事，我覺得更必須嚴正指斥。不能讓歷史人物及歷史敘事被扭曲及為當前的政治需要服務。
孫中山是一個具有多面性的歷史人物，肯定他的功績，也不應該排除討論他的失誤、錯誤判斷、及造成的長遠影響，也不應該視討論他個人品格上的缺陷為忌諱。對於一個已經逝世101年的歷史人物，就更加不應該片面歌頌。
今天可以先談一談，他在辛亥革命成功之後，礙於各種客觀限制，在相對短時間之內作出的判斷及行動背後的原因，從而也看看這些判斷失誤造成的後果。
簡單講，辛亥革命成功推翻了滿清皇朝，結束了幾千年的封建帝制。但辛亥革命只是短暫的成功，沒有達到走向民主共和的理想。這當中，也包含了孫中山的錯誤判斷。
辛亥革命成功之後，孫中山原本憑着他的聲望，獲選為民國臨時政府的臨時大總統，而且已經在南京宣誓就職。但其實當時民國臨時政府的權力基礎是很脆弱的。武昌起義之後，南方很多省市確實是陸續宣佈脫離滿清王朝，名義上也支持建立共和政體，孫中山回國之後也是憑藉他的聲望及號召力希望可以首先安定南方，但政治現實是很多地方勢力仍然是各自擁兵自重。
至於在中國北方，滿清皇朝雖然風雨飄搖，也有樹倒猢猻散的趨勢，但皇朝北洋系統的軍閥，仍然未至於背叛，也沒有服從南方的民國臨時政府。那個階段，中國其實是處於一個南北分裂，甚至是四分五裂的處境。
袁世凱曾經支持慈禧太后推行君主立憲，但慈禧及光緒先後駕崩之後，輔助只有幾歲大的宣統皇帝的攝政王醇親王載灃及一眾皇室成員根本沒有讓出權力的意願，加上載灃對袁世凱曾經在戊戌政變時背叛他的哥哥光緒皇帝一直懷恨在心，袁世凱被迫靠邊站，以養病為名返回家鄉韜光養晦，也靜待時機。
袁世凱在北洋軍中根基極深，當民國臨時政府在南京成立，袁世凱知道自己的時機已到。他當時一手握著北洋軍的實權，一手牽制著革命軍與清廷，利用「兩面通吃」的戰略，最終在1912年達成了「清帝遜位、革命黨讓位」的協議。
孫中山領導的民國政府，雖然在南方聲勢浩大，但面臨兩個致命弱點，首先是軍事上打不過袁世凱的北洋軍，另一方面是財政極度匱乏，各國也拒絕承認革命政府。
孫中山在1911年12月底回國並當選「臨時大總統」後，也立即致電袁世凱，重申只要袁世凱贊成共和、迫使清帝退位，孫中山就會辭職，並推舉袁世凱為大總統。
於是，1912年2月12日，朝廷終於頒布《退位詔書》，滿清正式覆亡。詔書中特別寫明「由袁世凱以全權組織臨時共和政府」，這讓袁世凱同時獲得了清廷合法的「禪讓」合法性。
1912年2月13日，孫中山履行諾言，向南京臨時參議院提出辭職，並推薦袁世凱接任民國臨時大總統。到1912年3月10日：袁世凱在北京正式宣誓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成功攫取了辛亥革命的勝利果實。
所以，有一種歷史判斷認為，孫中山為了推動成立一個統一的中華民國，他願意放棄自己垂手可得的權位，這顯示孫中山大度及顧全大局的一面。
但也有另一種詮釋認為，孫中山當時根本沒有領軍北伐的實力，勉強下去也見不到能走出困局。而且，把臨時大總統職位讓出，換取袁世凱合作的構想，也不是出於孫中山，最先提出的其實是黄興及黎元洪。所以也有人認為，孫中山讓出臨時大總統的職位，也是為勢所迫。他其實同時也作出了部署，為自己將來成為正式的大總統鋪路。
當時孫中山利用宋教仁提出的修訂方案，改為支持推行責任內閣制，其核心目的就是為了「架空袁世凱」，並為日後透過國會選舉奪回實權做準備。
臨時政府從南京遷往北京前夕，宋教仁和同盟會（國民黨前身）主導的南京臨時參議院，於1912年3月8日，即袁世凱在北京宣誓接任臨時大總統之前兩日，正式表決通過了《中華民國臨時約法》，並於3月11日（袁世凱宣誓就任後一天）由臨時大總統孫中山頒布實施。
那次如此緊急將《中華民國臨時約法》中的體制由「總統制」改為「責任內閣制」，可以說是革命黨人「因人設制」，目的是要令袁世凱成為虛位總統，透過國會牽制總統的權力。
在1912年1月孫中山就任臨時大總統時，革命黨人制定的是《中華民國臨時政府組織大綱》，當時實行的是總統制，因為孫中山是辛亥革命的精神領袖，由他擔任總統也是順理成章，當時構想中的總統制，是要賦予總統極大的權力。
但到了同年3月，大總統即將換成袁世凱時，同盟會主導的參議院便在短時間內，緊急拋棄了組織大綱，通過了改行「責任內閣制」的《臨時約法》。
這種「孫中山當總統就用總統制，袁世凱當總統就改內閣制」的作法，雖然在政治上成功組成了防範袁世凱的法律籠子，但在法治精神上卻開了一個不良的先例，也成為後來袁世凱撕毀約法、走向獨裁的口實之一。
整個部署除了讓民國一開局就開了不良先例之外，也說明了孫中山等人對形勢的嚴重錯判，首先是低估了袁世凱的反應。
袁世凱機關算盡，攫奪了革命成果，當然不會甘心做一個有名無實的虛位領袖，他除了野心，還有足夠的實力。他正式就任臨時大總統之後，清楚看到孫中山及宋教仁等人的部署，然後部署反撲。
袁世凱首先是意圖操控在1912年底至1913年初舉行的中華民國第一屆國會選舉。但他的收買策略及銀彈政策並不奏效。宋教仁將同盟會改組為國民黨後，憑藉著其組織能力與政治號召力，在參眾兩院贏得了壓倒性的多數席位，在800多個總席次中拿下了近400席，遠超其他黨派的總和。換言之，宋教仁領導的國會正式向受修改了的民國臨時約法掣肘的總統袁世凱「合法奪權」。
這導致1913年3月選舉過後不久，宋教仁在上海被暗殺。這件事至今仍然是無頭公案，但袁世凱的嫌疑最大，事後調查的種種證據直指幕後黑手與袁世凱政府高層有關。這徹底激化了南方革命黨與袁世凱的矛盾，孫中山隨後發動武力討袁的「二次革命」，但不足兩個月，當年九月便遭到北洋軍鎮壓而宣佈失敗。
孫中山與袁世凱正式反面之後，袁世凱乾脆在1914年1月解散中華民國第一屆國會，當年5月正式廢除中華民國臨時約法，公布他自行制定的《中華民國約法》，歷史上俗稱「袁記約法」。
這部新約法徹底廢除了宋教仁推動的「責任內閣制」，改行「超級總統制」，將行政、立法、宣戰、締約等所有實權全部集於大總統一人身上，大總統任期還延長為10年，而且可無限次連任。至此，中華民國的民主憲政名存實亡，也為袁世凱在1915年底悍然「稱帝」鋪平了道路。
後來的北洋政府與軍閥內亂，南北分裂，憲法長期無法制定執行，孫中山另組具有幫會性質的中華革命黨，後來的聯俄容共，都是民國初期推行憲政失敗造成的後果。辛亥革命推動的走向共和變成走向不同形式的軍事獨裁，在超過百年後的今日，仍然是中國大陸的現實。
當我們讚揚孫中山在民國革命的貢獻之時，確實也有需要實事求是地分析在那幾年之間的種種波折及造成的影響。對於孫中山當年及後來的錯誤判斷，也絕對不應該文過飾非。李家超在今天那個座談會的談話內容，不單是顯示他對歷史的無知，也說明了權勢集團如何用心不良。
當下的北京政府及特區政府，顯然都是要透過扭曲歷史，把孫中山圖騰化、偶像化，來為當前的政治敘事服務。這一點，香港人在當前公民社會被扼殺的情況下，就更加應該要小心。
真正值得紀念孫中山的方式，不是把他塑造成一個永遠正確、沒有缺點的政治神像，而是認真研究他所處的歷史環境，肯定他的貢獻，也檢討他的失誤，從而理解中國為什麼在推翻帝制之後，仍然長期未能走出權力集中與憲政失敗的困局。
如果紀念歷史人物，只是為了從他的一生中抽取幾句符合當前政治需要的口號，把複雜的歷史簡化為愛國主義宣傳，那麼這不是尊重歷史，而是把歷史變成政治工具。
歷史人物不需要被供奉在神壇上。真正值得尊重的，是歷史事實，以及我們獨立認識和評價歷史的權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