鍾 Sir 日記（2025年7月12日）
昨天晚上，《追新聞》刊登了張燦輝教授最新的一篇文章《〈國家安全法〉下五年的香港學術界》，文章詳細討論了過去五年，在「國家安全」這個癌細胞擴散的情況下，香港的大專院校及學術界如何被政權摧殘。到了今天，就如張教授在文章中的描述，大學已經成為黨政國家的延伸，香港的學術工作者差不多全部都噤若寒蟬，被恐懼支配，要自行克制，自我設限、自我審查已經成為每天工作的日常。
張教授的文章又以曾經在香港大學任教的傑出歷史學者馮客的個案來說明，就算這一位近年表現傑出，在國際學術界受到推崇的歷史學者，當他仍然受聘於香港大學的時候，他也只能對2019年的抗爭運動保持沉默，不作表態，沒有聲援，也不作評論。當文革式的鬥爭在香港發生的時候，這位研究文化大革命的專家學者，竟然一言不發，這個局面其實很荒謬，但香港的情況確實就是荒謬到沒有底線。
直到他離開香港，轉任史丹福大學的教席之後，情況才有轉變。一個世界知名的學者尚且如是，所有其他任職於大專院校的學者，就更加要步步為營，每一日都如履薄冰了。他們都清楚知道，自己從事的行業，幾年之間已經變成了一種高危職業。
我曾經在大學任教多年，清楚知道學術自由的脆弱性。雖然在《基本法》中有學術自由得到保證的說法，但香港的法律體制其實是沒有任何條文對學術自由提供保障的，也沒有對侵犯學術自由作出懲罰的細則。
學術自由作一種價值，只能寄托於社會各界對這個價值的尊重及捍衛，公民社會的不同組織也會成為保證學術自由不被侵犯的安全網，例如大學的校董會及高層管理架構、教職員組織、學生會及其他學生組織、專業機構、新聞媒介，當然還包括政府。這些組織透過他們的持續監察、相互制衡、及言論支持，一旦出現危機的時候挺身捍衛，學術自由才有機會得以延續。
權力意志總是會有動機去把所有事物納入其監管及控制，當學術自由沒有具體的法規作後盾的時候，當權者的自我克制對學術自由便十分重要。可惜，自我克制總是不可靠的，因為權力會使人腐化，所以來自外界的制衡才是最重要。一旦制衡力量失去，操持權柄的人就總會嘗試侵蝕學術自由的空間。如果得到權勢支持去這樣做，甚至如當下香港一樣，越出位越敢於鬥爭，便越有得到獎勵的機會，當下香港各所大學的那些學術祭酒，就更加要加倍努力，加多幾錢肉緊，絕對不能落後於形勢了。
所以，香港過去五年學術自由的淪落，罪魁禍首當然就是政府的打壓，各所大學高層及管理當局的配合，也是特區政府及中共輕易取勝的關鍵。他們可以如此肆無忌憚，也因為看準了作為學術自由背墊的公民社會也在逐步崩潰，這令學術自由面對權勢的侵蝕及打壓時無險可守，大學管理層不容許學生會組織得成，也打壓教職員組織，可以說是一石二鳥，伸張自己的權力意志之外，還可以為決定他們能否有約可續的米飯班主分憂。今天的香港人，大致都能明白為什麼過去幾年能夠升上大學最高層，享受幾百萬年薪的那些校長，竟然是那種水平的貨色。
今天的大學管理層，都是學術自由的背叛者，看來他們也是樂意為之。早在香港主權移交之前，已經有與我同一個部門教學的同事受到高層的「勸喻」，提醒他在報章發表的評論文章要小心謹慎。到了主權移交之後，據知有一些原本一直研究西藏及新疆問題的本地歷史及政治學者，都再沒有提交過任何相關議題的研究建議書了，箇中原因不言而喻。可能是自我審查，也可能是根本在大學內部已經過不了關。
2003年的時候，有一位積極參與社會的同事聯同另外兩位系內同事組成研究團隊，競投社會福利署正在招標的服務評估研究，但因為該同事與當時的社會福利署署長林鄭月娥經常在報章評論版上筆戰，稍後有消息傳來，如果那份投標建議書有那位同事的氣味，便無需有什麼期待了。有趣的是部門高層知道這個消息之後，不但沒有力挺學術自由，還勸喻那位同事倒不如識趣自動退出。
2014年的雨傘運動之後，明顯有跡象大學高層已經與政府取得默契，開始壓縮大學的公共角色。從那個時候開始，要在大學借用一個房間搞一次與民間組織就某個政策議題的討論會，申請借房程序都要去到副校長級別作審批。這樣的荒謬在隨後幾年越來越嚴重，大學管理層也越來越不介意明目張膽。
現在的大學是行政凌駕學術，也往往是不學無術的學術工作者升上行政崗位之後倒過來為政治權勢打壓學術。學術自由難免早就危危乎了！
到2020年之後，有了所謂《國家安全法》，打壓學術自由，防止胡言亂語冒犯阿爺，減少不識趣的學者講真話揭穿歷史真相的風險，便變得更順理成章、理所當然、天經地義、吹佢唔脹了！
這幾年，有仍然在大學任教的同事收到「不再是非正式」的勸喻，叫他們教書的時候，最好盡量減少評論，就講事實就可以了，而且還要小心選取什麼才算沒有問題的事實。有某大學部門高層，不知是高級黑還是低級紅，竟然對教職員說，敢於作出符合政治正確的事實來作發揮，也是一種在「香港新常態」下的勇氣。
後來，有大學把每一個課堂都錄影。有仍然在大學任教的同事跟我說，現在根本沒有可能暢所欲言，除了錄影造成的震懾效果之外，還要擔心受到鼓動留意老師言論的那些學生，真的會走去告發看不順眼的老師。當下的情況其實已經演變到十分惡劣，一些人民科學及社會科學的學科，講師或教授拿着PowerPoint 照讀，讀完就走，沒有評論，也沒有討論，甚至不即時回答學生敢於提出的尖銳問題，「等阿Sir返去諗諗先」，已經成為大專部份學科教學模式的常態。
這就是當前香港大專院校的環境，莫說學術自由，連表達自由，言論自由都已經成為稀有。
香港仍然有很多人不甘心妥協，不斷在窄縫中尋找空間，繼續抵制政府及權勢，繼續活在真實。當很多人都仍然繼續努力的時候，似乎最令人失望的竟然是香港的大專教育圈。除了少數例外，似乎大部份仍然在大學任教的知識分子都認為保住飯碗、保住教席，比保障學術自由更重要。
這可能是在一個沒有任何空間寄托盼望的環境下的無可奈何。我絕對明白，在目前的環境下，任何反抗的代價及機會成本都很高，學術自由也不是學者們願意保障就能夠保障到，這才是最關鍵的問題。但願香港的學者及知識分子，都只是暫時忍辱負重的心情來面對這個困境，而不是已經被權勢馴化。
如果連馮客都要等到轉職史丹福大學之後才重開金口，對於廣大還未有機會轉職史丹福的一眾大專教育服務提供者，又何必有太多強人所難又不切實際的期望呢？